为了跟踪中医文献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术动态，拓展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开设“名士课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研究生讲学。
11月25日下午，“名士课堂”第11期采取“互联网+”的形式与大家见面。本次课程邀请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贺晏然老师领读《人知其药：明清中国的药学文化》，由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主持。近百名同仁参加了此次线上授课。
书籍内容简介
本书以药学文化为线索，探讨了更为广阔的明清社会与文化变迁。边和博士对明清历史背景深刻而全面的把握，充分显示了专门史研究必须依赖“全景式”学术视野，这一取径帮助她成功论证了明清药学传统在政治管理、经济贸易和知识文化等方面的转变，丰富了学界对包括医药史在内的明清历史的理解。
领读人简介
贺晏然，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荣誉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道教史研究。
内容回顾
1.16世纪以前官修药典地位下降的过程
在回溯宋元明时期官修药典保存、传播和使用的情况下，假设药典地位的下降可能缘于医药知识的转变。金元时期的诸多医师和儒士，如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等，已经体现出对药性阐释的革新。至明，包括宗室、书坊等在内的地方出版业的发展，又进一步缩减了官修和私修之间的距离，医药知识逐渐突破了官方的樊篱。进入16世纪，商业出版飞速发展，王纶、汪机、陈嘉谟等人的著作已显示出市场导向的特点。
2.晚明朝廷药物经济管理的革新
由贡向赋的转变，实际上也折射了朝廷在药物控制上的松动。与唐宋时期朝贡制度的高度发展不同，明廷已经意识到行政设计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16世纪前后，财政改革呼声高涨，同时，王守仁、丘濬、湛若水等晚明士人激发的儒家思想潮流也进一步推动了贡药货币化的进程。从医药的视角切入，丰富了对赋税改革的理解。
3.文士群体的药学兴趣增加
通过梳理自朱熹以来儒家代表学者的医药观点，指出在明代儒家思想的推动下，17世纪文士对药学的“业余化”兴趣普遍高涨，这种兴趣甚至渗透进东林党人之中。医师缪希雍是以医药结识东林党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神农本草经疏》以儒家哲学指导医术，探寻药性的自然之道，流露出强烈的儒家道德色彩。药学领域的这种业余风气，引起了医药行业的警觉，以李中梓为代表的医师开始重提专业精神。本书在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冲突中，将17世纪药学文本的发展做了极为精细的分期，巧妙地重构了明清政治变迁的文化意义。
4.王朝更迭背景下药学知识的讨论
书中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方以智（1611~1671）的易代经历开篇，展开对王朝更迭背景下药学知识的讨论。一方面，实践和专业的重要性被重新强调；另一方面，对经典和儒家话语的回归也时隐时现。康熙朝之后，朝廷力量重振，文化控制力度加剧，官方对药物文本的定位压缩了药物阐释的维度，也促成了儒与医话语的分离。以乾隆朝名医徐大椿的例子为第四章作结，徐大椿作为备受官方推崇的医师，在历史上留下的是保守而痛苦的儒医形象，这或许印证了清代前期是中国古代医药发展的黑暗时期。
5.晚明以来药物所处的商业环境
围绕市场和药房，将晚明以来药物所处的商业环境进一步具体化。宋代药商建立了专业而高效的路线和场所，颠覆了传统的医、药关系。书中用《金瓶梅》《杜骗新书》这类反映明代商业环境的经典小说来论证这种剧变带来的社会焦虑，以及著名药材交易中心樟树镇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晚明以来中央与地方议价的复杂过程，地处偏远的樟树镇不仅是诸方争利的场所，也见证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医药文化的新变，展现了在应对日益紧密的国内市场环境时药店的多元竞争手段。
医药贸易的自主性很可能并不是城市、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不同力量之间复杂的拉锯过程。
6.盛清时期全球贸易背景下市民社会医药知识的新变
以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所记载的当下经验为主体，将其作为18世纪士人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的代表，指出由于其人广泛的交游经历，得以实现书中文献与实物资料来源的多样性，这与传统的医药经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医药知识的世俗面向是仅孕生于明清以来的活跃的商业环境，抑或是对官方医药管理政策转变的回应，基于儒医不同的生活背景，很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状况。但无论如何，类似域外药物的流通等现象，在清代确实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变化。
7.反思总结
医药史与宏观史。相较而言，医药史领域的既有成果显然没有进入明清史叙事的主流话语，热衷于精研医药文本的历史工作者，很可能在磅礴的明清社会文化史洪流中被逐渐边缘化了。调节和宏观史的关系，怎么选择对话维度，建构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医药史与宗教史。书中虽然没有对道教与医学史做具体的阐述，作者对明清道教进行了一些评价，在文人思想、文人知识以及医学知识方面进行阐述。当时，药市常与庙观联系在一起，文人修炼是为了治病，炼丹的广义上也是治病。相信此部分的梳理，对大家理解医药会有大帮助。
医药史与科技史。科技史是一个较新的专业，作者边和有相关的理学背景，但是本书中并没有理科的影子，而是让科技的思维在中国的历史中说话，姑且说是一种科技的逻辑打破社会史的叙事方式。
课程讨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妍老师：
我很喜欢晏然老师用的“全景式”一词，将药物放入整个明清时代中，呈现出医药专业在中国文化中的变化。从医药的观点作为切入，书中将医药现代化的时间推得更早，从医药分离的制度层面、认知层面和物质层面来看是什么样的？想听听张老师的解读。
张树剑教授：
其实书中的early modern一词可以解答杨老师的问题。作者提到的背景，如出版社、商业、经济政策、市井文化等，就是现代化的体现，是前现代化的表征。在宋代后，中国本身近代化的演变就开始出现，并不是在西方思潮下才出现，我想这也是作者使用early modern一词的原因。
山东中医药大学范磊副教授：
感谢贺晏然老师的解读，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和科技史的方法。我想到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写到“以世界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医学史”与这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世界性的视角打开了原本对药物史和医学史的研究，是我们做医、做药、研究医、研究药的人应该学习的。
云南中医药大学赵晓荣教授：
（1）医药分离的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就已出现，与书中的说法似乎有些出路？
贺晏然老师：书中描述的现象在更早的时期就有出现，书中更想说的是，在明清时期的背景下，这些现象更为显著的背后社会原因。
（2）现在道教在很多少数民族仍有存在，对于道教的研究，我认为需要从历史学、人类社会学等角度，尤其与文化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梳理。
贺晏然老师：
赵老师在云南，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您说的问题很重要，但对于道教的定义也是纷争不断，它包容的东西很多，这个问题也比较大，今天有些难以讨论，但是有很大的启发。
汪东芳：
晚明时期，受儒医熏陶的士大夫进入医药行业，对中医以及医生的从业规范有什么影响？
贺晏然老师：
这个是在第三章提到的内容，在当时，弃儒从医是一个普遍现象，背后有有很多原因，如科举、江南社会、民本思潮、理学反拨等因素。业余人进入医学，医学的权威受到挑战，对医学的阐释纷杂，对传统医学的传承的确是一个冲击。
张馨月：
“在学科的夹缝中找到学科自身地位”，这句话想听听您的详细解读？
贺晏然老师：
不同学科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解读，是学界有趣丰富之所在。不同学科的对话，在医学史与道教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打破学科的壁垒。我也很荣幸受到张树剑老师的邀请，与理学学位的科技史同学一起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