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王振国教授《中医药理论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以本草诠释方法为视角》一文入选“2020年中医药学百篇优秀论文”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加快推进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引导更多优秀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首发，鼓励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科协开展了第五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遴选计划。为了响应第五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遴选计划，中华中医药学会面向全国中医药科技期刊开展了“2020年中医药学百篇优秀论文遴选活动”。
经期刊自荐、专家推荐，评审专家组评选，2020年度中医药学百篇优秀论文入选名单已产生。其中我院王振国教授《中医药理论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以本草诠释方法为视角》一文入选。
该文刊载于《山东中医杂志》2019年第1期，现原文转载如下。
[摘要]博物学传统与数理传统是科学史上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近代之前的中医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而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正是中药药性理论与“本草”学。在近代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建立起了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思维方式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这种思维模式的变化对当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察取决于知识背景，理解取决于认识水平。”研究中医药知识的演进，不能不关注博物传统知识体系与数理传统知识体系在近代的交融与碰撞，需要寻找合适的观察点和立足点。
0 问题的提出
中医药学拥有数千年的实践积累，体系独具，理论独特，成就过辉煌，但在当代社会却难以展现自身的临床特色和优势；中医药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今天却常常无法摆脱自我辩护的尴尬境地；近百年来中医药拥有了快速发展的教育规模，却发现陷入了学术传承的危机之中。不能不令人思考原因何在？
近代一百余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提出：“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大变动所形成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置身于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不可能独善其身。
基于时代巨变的大背景之下，考察近代科学思想和教育模式对中医基础学科群的影响，是我们近20年来长期关注并研究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医学科群，包括以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为主体的基础学科群，以内外妇儿针灸为主体的临床学科群的架构，是在近代科学思想与西方医学教育模式下对中医药学进行规范与重构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科研究模式，我们称之为中医的“近代范式”。随着这种近代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医学基于古代博物传统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也随之发生嬗变，对当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医教育、研究与临床均产生巨大影响，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1 博物传统与传统中医药理论——以本草学为例
在科学史上，博物学传统与数理传统是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
关于博物学，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刘华杰教授认为：“博物学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述，如果再加上限定语，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宏观层次的、不太深刻但注重实用的描述。西方博物学是作为人文学问的博物学者记录自然留下来的东西。到十八世纪，博物学才变成自然科学。”
“博物”一词原有广义与狭义二端。其广义是指一个人学问广博（书面知识）和见多识广（阅历经验）。其狭义则是孔子《论语·阳货》中所谓读《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虽可挖掘其深刻内涵，但更有其强调重在多识的本义。中国历来有着倡导“博物多识”的传统。魏晋时随着中国传统知识的积累，博物学兴起，涌现了一批博物学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如陆玑、张华、郭璞等。而对博物学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传统学术，则有名物学、地志学、农学、本草学和图学。
1.1 本草所彰显的中国博物学传统
在中国传统医药学领域，博物传统体现得尤为突出。换言之，近代之前的中医药学，最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构建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是典型的源于博物传统的学术体系，“本草”之学是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
汉简文献中的博物学观点（闻天下之道、察万物之本、知阴阳之化）成为本草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天下之道不可不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道不可不知也。”有研究者持论，阜阳汉简所出土的《万物》实为我国早期的“本草”“方术”之书，有贝母“已寒热”、莽（芒）草“杀虫鱼”等药物功效记述，特别是其“天下之道”“万物之本”“阴阳之化”，都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概念。作为本草对象的药物，物化其阴阳属性，以为治病之用，察万物，化阴阳，在这样的传统思维指导下，如可由地域的山水可化为物性的阴阳，根茎花果的不同化为物性的寒热等属性，恰能由此而针对疾病的阴阳分野与病症的虚实寒热等，也正是体现了古老的博物学传统在本草中的运用。
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不仅著录了入药的各种动物或植物的名称，而且采用相对规范的模式、极为简练的用语记述了这些动物与植物的生存环境，如麦门冬“生川谷及隄阪”，薏苡仁“生平泽及田野”，泽泻“生池泽”。说明当时人们对入药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研究。《吴普本草》已经出现了对植物形态的描述，虽然相对简单，但很具体，如人参“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细辛“如葵，叶赤色，一根一叶相连”。此后诸家本草，无一例外传承和弘扬了这种学术传统。自唐代政府组织编撰《新修本草》开始，历代本草著作不但对药物有比较细致的形态描述，而且还附有插图，以便于使用者确定所记载的药用动植物。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宋代大批知识分子介入医学，也与这种重要传统的传承有很大关系。南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论及博物之学何以在本草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时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
这种求知认识和积累本草知识的方式，后来逐渐成为古代士人和医者共同的传统，如北宋时期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图经本草》就是仿唐代《新修本草》而作，并将“图注”和“图经”合二为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辨识药用动植物和矿物。此后，本草学家唐慎微又以《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为基础，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迄于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可谓集此前诸家本草之大成，遂成为中国博物学传统的代表著作。著名学者王世贞在其为《本草纲目》所作序中，称此书为“格物之通典”，不可“仅以医书觏哉”！
《本草纲目》凡例论药物部类之分，曰：“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其从微至巨、从贱至贵对药物进行分类的思想，所体现的正是博物学的视角。涉及每一味药物，又“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为详其土产形状；再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为著其体用。诸如此类，都体现了中国的博物学传统。
又如药物法象原理，是中药传统药性理论的构建原理之一。法象，即法自然之象。通过药物的外在表象解释药物奏效原理，是中医认识药性的传统方法之一。宋代《圣济经》列药理篇，强调“物生而后有象，象后而有滋，本乎地者味自俱，本乎天者气自彰。”并具体分析了形色气味法象之理。在实际运用中，药物的法象包括范围很广，举凡形态、颜色、质地、生境、习性等，都可作为释药依据。
博物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对自然的宏观观察和分类的基础上，注重整体特征和联系的一种考察事物的方式。中国的博物学自魏晋时期逐渐兴起，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简言之，博物传统主张以人的尺度研究问题，特别是强调整体联系。中药药性理论既重视局部效应，更重视整体效应，运用的是宏观、直观的认识方法，更体现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表述语言。源于博物传统学术体系的中药药性理论，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是如此完整而清晰。
1.2 中药药性理论的形成基于传统中医学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
“医无药不能扬其术，药无医不能奏其效。”药性理论是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桥梁，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四气（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性寒热温凉是与病证寒热相对应的，是从“寒热”这一特定角度反映药物作用性质、作用倾向的概念；升降浮沉与中医气机升降理论相关；而归经则离不开中医对疾病定位的认识，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理论本身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具有自己的思维训练、意义传递和生成功能的复杂体系。
20世纪中叶以后，“中药”一词才逐渐代替“本草”，得到学界和社会普遍认同并广泛使用。所谓“中药”，并不是因为它们出产于中国而得名，产地并不是成为“中药”的必然因素。中药本身首先是一种天然产物，而不是天然药物，这种天然物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并不具备中国的（或中原的）属性。大量原产于域外的植物和动物也被吸收为中药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外来药物就开始传入中国。随着对外交流频繁，不少外来药物进入我国，隋唐时期，朝鲜、东南亚、西域诸国、印度等地药物大量传入。历代本草著作对外来药物均有记载，如唐代李珣著《海药本草》记述的海外产地的药物达96种。至宋元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突破，中外药物海上交流更加频繁，尤以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的使节进贡最为突出。唐宋时期外来药物尤其是外来香药的输入，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类药的空白并推动了香药的广泛应用。历代本草中，诸多以“胡”“番”“西”“回回”为名的药物以及外来香药，虽非产于中原，但也都被称为中药，正是因为在中医学体系中获得了对它的特殊解读，使得这些外来的产物在中医的诠释系统里被赋予了“药性”，并和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医理论与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是否按照中医理论赋予药性，是能否称为“中药”的前提。“1911年以前的中国本草著作中，有230种药物来自国外，其中非中国原产的药物195种，还有中国虽产，但外来药物品质更佳者35种。约占全部中国古代药物的10%。”“当今中医仍在沿用的古代外来药大约50余种，超过当今中医常用药的10%。”
2 数理传统与近代科学体系中的医药学
进入20世纪以来，曾引领“科学时尚”的博物学在科学前沿几乎销声匿迹，而以物理学、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数理传统学科则一枝独秀。
近现代科学是欧洲诞生的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数理传统始于伽利略、牛顿。其核心理念一是必须是可以数学化，可以量化，可以进行计算，因而可以预测，可以控制。二是必须能够诉诸实验。它强调精确与深入，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由于近现代西方科学在今天影响最大，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它，往往用它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甚者以至于产生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即“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牛津英语词典》）。
现代医学属于在数理传统影响下所形成的学科。因此它把人体和疾病这样一些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低级运动形式，用这些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来解释人体和疾病。现代药物研究也同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如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的药动学，即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观察药物的作用及其在体内的变化，常用数学公式和图解表达；研究药物作用原理的药效学，则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研究量效关系、构效关系、作用受体或靶点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不断向纵深发展。但同样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药时，复方拆分为药组、药对与单方，单味药分离成分类提取物或单体，有分化却乏综合，最终的研究结果往往无法回归中医的诠释系统，这成了最为中医学术界诟病的缺陷之一“中药西化”。中药药性理论现代研究也因为囿于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成分寻找，导致研究结果往往与中医传统理论和临床疗效大相径庭。
3 近代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与中医出路的求索
近代以来，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动荡与变革。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争，诸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争等等，成为近代中医学发展与嬗变的大背景。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一批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在这样浓墨重彩的大背景下，中医学作为中国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法的求新与理论体系的异化，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持续至今的“科学化”则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1923年12月，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文中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成为先进、正确的代名词。而在医学领域代表“科学”的，则是近代西方医学。
近代中医学的历史命运一直与中西医碰撞紧密连接在一起，中西医论争之广泛与激烈皆引人注目，更对中医学术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并直接形塑了今天中国医学的基本面貌。
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医学界不断探索运用“科学”的方法发展中医，如“中西汇通”（唐容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1892）、“衷中参西”（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都曾经是影响深远的观点与学说。在上述种种思潮的不断冲击之下，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被重新审视。1932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正式成立。其会刊名为《科学的中国》，目标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宗旨是“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今人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整理过的。如1928年陆渊雷在《中国医学月刊》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所说：“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学，别无途径。”
另一方面，近代也有一批中医学者，在科学化浪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恽铁樵就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他还强调只能借助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但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最终也要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1928年，秦伯未、蒋文芳等在上海召开中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提出“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的基本思路。也就是通过对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希望达成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正如桑兵所论：“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当时的中医界也是为了顺应统一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近代式教育的基本条件，即在秦伯未等提出的原则指导下，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整理，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
近代中医药学科也是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构建既是对古代中医药学科的延续、改造和发展，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整个西方学科在中国渗透与植入的积极应对。因此，“西方压力之下发生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如果只是全盘西化式的移植，问题也就相对简单。可是，中国的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活力十足，一以贯之，始终活跃，其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中医药学知识的发展、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医药教育的积极开展、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中医药学术团体及研究与医疗机构的形成，都受到了西学的重要影响。可以说，近代中医药学科的构建是在西学刺激下对中医药自身的一次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调整。
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国医馆所形成的诸多改革中医的举措，是社会对中医改革各种期待的综合反映。1933年4月，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首次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学科分类方式，把中医药学科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两大类，初步确立了这两大学科下属各门科目的内涵与外延。参与起草大纲者多为近代中医教育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所以该大纲也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医教育家对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的核心理念和设想。其基本原则是：“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二大类。”其中基础学科包括解剖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即本草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则暂定为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附）、儿科学（痘疹科附）、眼科学、喉科学、齿科学、针灸科学、按摩科学、正骨科学（金镞科附）、花柳科学、法医科学。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仍然是外来西方医学知识得以内化的基础和凭借。如对中医诊断学的处理方法为：“我国诊断学向分望、闻、问、切四大部，今不妨仍从其旧例而略加损益，删去其不合科学原理者，并增加近世之器械检查等项。”
至于传统的本草学，中央国医馆将其名称定为“药物学”，并说：“药物一科，即古之本草，其内容宜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分总论、各论二篇。总论，如讨论药物之一般通则或禁忌配合等。其各论中宜仿药质分类法，每述一种药，须别列子目，如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以清眉目。”本草学—药物学—中药学。迄今为止，中药学名称虽有小异，但基本架构依然沿袭了这一标准大纲确立的规范。
中西文化的碰撞一直延续至现代。如可见中药学回归传统的零星尝试。个别的逆向思维与尝试并非不存在，然而总显得波澜不惊。如以岳凤先为代表的西药中药化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抱着扩展现代中药的良好愿望，提出新中药即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的药物，将从现有西药而得新中药的研究工作和结果，称西药中药化。虽有良好的出发点与宝贵尝试，但难以收到较为可观的成果，且尝试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怀疑或争鸣。对此，陈可冀院士在为《中药新家族：化学中药》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有论述：“中药药性理论是我国数千年来长期实践的归纳，是中医药学精华之论，用于临床常可收桴鼓之效；部分西药也可以从临床中体验到类似现象；但眼下就将所有化学药结合中药药性理论研究固属无可厚非，但将化学药，包括生物制剂统以中药理论规范或分类，总称为化学中药，却未敢苟同。毕竟很多很多化学药并未在病家中进行前瞻性的科学验证，取得足够的证据足以使人们信服也。”
4 中医药研究“近代范式”的形成与经典中医药理论的嬗变
4.1 中医药研究“近代范式”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使得传统中医药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思路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具体表现是：以西医学为参照，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和研究；通其可通，存其互异的中西合璧、外部比附式研究成为中医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中西并用，初步形成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诊疗模式。而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为了顺应近代教育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统一等要求，建立起的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近代中医学科体系。
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一批中医学家以文献为基础，以近代在“中西汇通”或“中医科学化”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中医教育模式为蓝本，结合当时的临床状况，分类、提炼，建构了中医学科的基本框架，正如中医院校统编二版教材前言所说，“把祖国医学系统地画了一个前所未能画出的轮廓，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近代的课程与学科体系，被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完全继承和沿袭了下来，并通过教科书这种权威论述而被视为“不刊之论”。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托马斯（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范式”一旦形成，实际上规定了研究者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今日表达中医药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已经是近代研究范式的产物，“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人们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
4.2 经典中医理论的近代嬗变
在中医研究近代范式下，传统中医的核心理论不断被“科学”解构并发生异化。我们仍然以中药药性理论这一经典中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为例加以阐述。
传统本草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三品分类法，二是《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按自然属性分类，三是按功用分类，四是按药性分类。
药性是中药应用的根本依据。《本草纲目》按“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原则，将1892种药物分为16部60类，既体现了“天然”的特点，同时也突出“因性得效”的思想，因而成为历代本草分类的主流。“据性用药”是中药应用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体现药性的整体性、综合性、复杂性。正如张志聪在《本草崇原》中着重强调药性对临证用药的指导作用：“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反观在近代背景下“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构建起来的《中药学》，与传统本草以“药性”为本体不同，不仅在药物子目下设置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更在药物分类方面突出“功效”原则，如解表药、补气药、泻下药之功效分类，完整表现了“西化”格局。从突出“药性”到强调“功效”，令临床用药思维方式随之发生异化。按功效进行中药分类的方法，将某一味药固化为“某类药”，使功效成为学习和应用中药的纲领，如将麻黄视为一味解表药、将石膏视为一味清热药等，尽管这种分类法本身没有错误，但其弊端则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产生的思维定式，可能造成以偏概全，认为某味药只是一味“某类药”。“据效而用”的思路掩盖了中药药性本来的丰富内容，直接将“辨证论治”变成了按照功效的“对号入座”，禁锢了用药思维的灵活性。以麻黄为例，该药在教科书中载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三大功效。其临床应用也就对应着发汗解表以治风寒感冒，宣肺平喘以治咳嗽气喘，利水消肿以治风水水肿。除此而外，临床应用麻黄的依据就变得模糊，缺乏“神变”了。事实上，古代医家对麻黄的应用相当广泛而灵活，查检《本草纲目》记述即可发现，其不但解表、平喘、利水，更可用于中风、痹病、痰核、温疟、黄疸、目赤肿痛、癥坚积聚等。如果仅从现代中药解表药的角度思考麻黄用药，其临床应用的灵活性就大打折扣，影响疗效是不言而喻的。对传统经典方剂的阐释，也往往因沿袭以功效为主的分析方法而不得要领，甚或曲为之解。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本草学蜕变形成并崭新构建的中药学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传统中药药性理论暨经典本草学却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制剂学等的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本身属于现代数理科学体系，与基于博物学传统的中药药性理论基础不同，因而各分支学科发展所带来的大量信息并不能及时为中药药性理论体系所消化、吸收，产生了不能“通约”的现象。毫无疑问，在古老的本草学与新兴的中药学之间，客观存在着不易抹平的“缝隙”或“隔阂”。
认识事物，存在着观察的角度、高度、距离、时间等诸多的因素，都能够影响到观察效果。“观察取决于知识背景，理解取决于认识水平。”所以，研究中医药知识的演进，不能不关注博物传统知识体系与数理传统知识体系在近代的交融与碰撞，需要寻找合适的观察点和立足点。
5 小结：中医药理论近代嬗变的影响
在经历了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等近代以来种种思潮的冲击之后，中医教育与临床的“近代范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中医学术思维逐渐异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初步建立，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中医学科群基本框架的构建，对此以充分肯定和完美评价的观点来看，这是“把祖国医学系统地画了一个前所未能画出的轮廓。”正是在得到充分肯定与积极推广的基础之上，令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完全继承和沿袭了近代构建的中医药课程与学科体系。“生长于今，所得知识又是由学校的教科书教育灌输而来，现行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已经成为今人思维与行为的理所应当。也就是说，今人已是按照西式分科和西式系统条理过了的知识进行思维，依据西式的制度体系规范行为，因而其思维行为与国际可以接轨，反而此前的中国人不易沟通。”
中医学在近代不断“异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医学概念的西化和解体。其直接后果，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运用异化的思维理解中医理论并以之指导临床辨证和用药。
人们常说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不同视角之下，或许观点迥异。借助外国学者的眼光，就有“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如郝大维（David L.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所著《通过孔子而思》，其中译本序言称：“一种哲学传统一旦被改造为我们西方人所熟悉之物，且以与其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为基础来评价，那么，这种传统肯定只能是西方主题曲的一个低劣变奏。”由理论而方法而道路，近代中医药理论的嬗变，因此导致了中医药学的思维认知、物化取用与评判标准等某些方面亦发生出相应的转变甚或出现某些扭曲，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之路影响如何，以及今后如何坚持自信，修正方向，对于未来的方向与抉择，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473369）；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2017YFC1702703）；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编号：2016CYJS08A01-1）
参考文献略。
本文原载于山东中医杂志公众号，在此表示感谢。
